中国的首富村为何要控制村民的私人财产

读有关中国首富村的报道,发现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:它们几乎都牢牢控制着村民的私人财产。 有“天下第一村”之称的华西村,村里统一分配别墅、每户配备轿车,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。不过,村民如果离开华西村,别墅、轿车、股金都要被没收。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,须向村里提出申请,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。(8月8日《南方周末》) 山东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(南山集团)也是这样。南山籍员工家家有一本“加成手册”,记录他们的年薪、奖金、加成和股份。所谓“加成”,即相当于年薪100%的“第二年薪”,但不发现金,存入加成手册,每年计息;员工如遇买房、买车、结婚、看病等,申请批准后可从中提现。这笔“加成”,由集团公司统一存储,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流动资金。而股份,是按个人贡献将“加成”部分再扩增510倍的货币性资产,作为内部持股,不能变现,但可以定期提取股息。如果员工有工作失误和重大过失,将削减乃至取消“加成”和股份。(8月11日《人民日报·华东新闻》) 关于南街村的分配体制,8月8日《南方周末》文章是这样写的:从1991年起,南街村开始“十星级文明户”活动。评定星级,星少一颗,就意味少一项福利。扣掉的福利,就要自己掏钱买,比如面粉、医疗待遇。如果是6星户,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。村民除了穿衣、买青菜,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上幼儿园到大学,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。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,这些好处将被取消。该村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,村民如果犯错误,就会被切断口粮,甚至从居民楼里赶出来,重新住到原来村落保留下来的平房,并被停止所有福利供给。 在一些首富村里,你只能有“公心”,不能有“私欲”,方能生存下去。记得前苏联一位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在一个政府是惟一雇主的国家里,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。‘不劳动不得食’这个旧原则,已由‘不服从者不得食’这个新原则所代替。” 这些首富村的领头人经济发展的胆略和气魄令人钦佩,不过,管理上的强权主义倾向颇遭诟病。谋求发展,应该是为人们提供更自由、广阔的选择机会去享受劳动成果,而在这些首富村,选择机会在村规面前显得无能为力:对财富的控制,变成了对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。如果自由选择意味着失去一切,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规的主宰。因此,华西村村民没有周末休息,没有节假日,外出均得请假;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节放假两天;所谓“娱乐”,也只能反复观看村级“样板戏”。创造,本来是为了生活更美好,否则,财富又有什么用呢? 法律对此如何介入?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我国虽然还没有关于“私有财产”的法律表述,但公民合法收入也是受法律保护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13条规定:“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、储蓄、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。”受法律保护,当然不能随意剥夺。但是在首富村,剥夺私人财产却成了“村规”。华西村村民孙浩文,曾两次脱离村籍出外创业,均以失败告终,算下来他被村里没收的财产,将近100万元。但是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59条规定:“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。”这里是指“犯罪分子”,而不是一个守法公民;即使是没收犯罪分子的财产,也只能由法院判定。 在一些首富村,村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也在“共同富裕”的旗帜下被当作福利而供给,甚至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都已实改的情况下仍然如此。是不是村民们买不起住房等基本生活资料呢?显然不是。首富村之所以将公民基本生活资料当作福利,就是要将个人应得的每一件东西都依赖于管理者,以便更有利于控制村民。正如哈耶克所说:“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,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‘社会’的,还是属于者的,谁行使这个管理权,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。” 不论你愿不愿意,首富村村民绝大部分劳动所得都拿不到现金,只能变成股份,即使要获得一定的现金,也要经过管理层批准。据报道,华西村一般村民年收入3万多元,分为三块,一块为工资和奖金,工资每月500-1000元之间,不过只能拿50%,奖金大约为工资的3倍,年终与未发的工资一起,发放20%现金,其余存入集体账户,作为股金;第二块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补贴;第三块则是股金分红,按股金总额的5%提取。这样算下来,村民分到手的现金,每年大约1万多元。巨大的私人财富被集团管理者控制,那么这些资本会用到哪里去呢?它的投入方式是不是要与村民商量?不得而知。不过,通过媒体披露,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华西村领导层加速扩张的心态。《南方周末》文章说,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,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“北钢”。7月15日,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。据当地媒体报道:“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,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,对华西工作的支持,并准备追加投资,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。”这就是华西村“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”的具体化。 8月13日人民网消息,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情况,去年我国钢铁工业投资达到704亿元,比上年增长45.9%,形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第二个投资高峰。今年1至6月,冶炼设备生产增长了1.2倍,原有企业普遍扩大产能。初步估计,未来几年内,包括扩建、改造和新建项目在内,全国新增生产能力将在5000万吨左右,2005年将形成约2.5亿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。河北唐山地区除唐钢外新建钢铁企业总能力已发展到1000多万吨,且仍在继续扩张。目前,钢铁项目的投资中,银行占较例,大型钢铁企业项目一般为50%60%,民营企业比例更高。对此,国家发改委官员警告说,一旦企业经济效益恶化或倒闭,将难以偿还银行,形成银行新的不良资产。 如果民营资本在这种加速扩张和重复建设中受到伤害,倒霉的将是被强行将工资奖金纳入股份的村民。但愿我是杞人忧天。 令人欣慰的是,不论曾经多么辉煌,变革总在进行中,哪怕现在的声音还比较微弱。一是有了“离经叛道”者。这些年,华西村尽管“铁桶江山”,但仍然出了5位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人,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,小有所成;村民们也不再盲目“听话”。据《外滩画报》报道,7月20日,华西村村民大会如期举行,村民委员会主任吴协东作报告。但他的报告不少村民已经没心思听下去了,许多村民走到门外抽烟、聊天。南街村也不例外。据报道,自1999年发生耿宏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,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后,2002年,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“没有权力的总经理”后,向王宏斌递交辞呈;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、为数不多赢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,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。现在的南街,已经出几个“资本主义”的个体,这些“南街村的叛徒”,有办调料厂的,有办纸加工厂的。二是打工者也不以加入华西籍为荣了。从河南来华西村打工者共有1万多人,这几年成为华西新村民的仅606人。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的落户费,现在降价为1万元,大学生还要减半。特别是南街村,在“东方红广场”10多米高的雕像下,一个孩子对记者说,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意思,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,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。 所有这一切变化,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表象,但实质上表达了村民们对自由的向往,对私人财产安全的关注,对现行管理体制的离心,对管理层蔑视法律、非法剥夺私人财产的强烈不满。《大邱庄:神话破灭十周年》一文有一个很好的结尾:大邱庄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是体制优势,其由盛至衰亦是体制原因,而大邱庄由衰落走向复苏也是体制的优势。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社科院陆建华博士说:“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,也是大邱庄的悲哀,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、教训以及蓝本,对大邱庄如是,对南街村如是,对华西村亦复如是。”(朱新美)